《春秋传》曰：近刑人，则轻死之道。

[3]参见黄玉顺：《角色意识：〈易传〉之定位观念与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比较》，《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第374–375页。

（三）荀子的制度正义思想 继孔子与孟子之后，荀子的正义理论是最为系统而成熟的。除非正义原则本身就被视为根本道德。[11]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 这就是说，在儒家正义论的话语中，义指正义原则，礼指规范与制度，和指行为的正义。（二）关于转型正义 最后谈谈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问题。但儒家同时认为，具体的制度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而变动的，这是‘制度正义问题，即正义论问题。

《从生活儒学到中国正义论》，自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其宽泛在于它超出了社会转型的历史时代范畴。由此，他将最高价值的代言人，由唯一的政治权威——皇帝转为了群体性的道德权威——儒士。

其中不少学者将原始儒家，如孔子的从心所欲，孟子的大丈夫人格，以及魏晋儒家越名教而任自然等思想直接与现代个体观念相附会。[24] 可以说，这在最普遍意义上肯定了人自身价值的高贵，同时也示意着人人具有与天沟通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合理性，因此他强调人的价值不是被动的接受役使，而是通过自觉的尽人之道来承当、弘扬天之道，并以此彰显人之为人的最高价值，此所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47]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否则的话，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就根本不存在任何观念共识，而这不仅有悖事实，其后果自然也是不堪设想的。

黄玉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由此，商贾通过财富的积累开拓了在民间社会的发展空间，以及对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权。

[13] 当然，作为发端，两宋时期既不是儒学现代化的自觉发展阶段，更不是儒学现代化的实现与成熟阶段，两宋儒学体现出的开新面向是自发的，微弱的，也是有限的，但在漫长曲折的儒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开路、起步之功。此后，不仅刘蕺山以慎独为思想核心，而且陈确敢于坚持一己之见，直接对《大学》的权威提出挑战，指出：向使确幸得亲承孔、曾之教，而于心有未安，犹当辨而正之[⑨]古代文化仍是现代世界的实质基因之一，它通过晚期中世纪文化和文艺复兴而成为近代世界的形成因素。关于个体与儒学的关系，近现代学者一直不乏思考，但是占据主流的附会说和对立说却并不能对儒学的现代转向提供恰当的解释。

[32] [宋]陆九渊：《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五，第439页。如从这个面向上看，两宋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元明时期的意识形态化过程中，就逐步蜕变成了吃人的礼教。来源：《中州学刊》2021年第3期。[53] [宋]李纲：《李纲全集》卷五八，王瑞明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637页。

不难发现，这种道高于君圣贤于王的观念，曾在先秦儒学，尤其是孟子思想中大量存在，例如孟子有言：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29]。[56]这对于抵制君权独断、皇权专制无疑有积极意义，同时也锻炼了儒士参政议政的能力。

不仅如此，随着儒学的平民化发展，乡约自治模式有效地激发了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自觉意识和热情，实际给予了民众自我管理的机会和条件，在其中，儒士和民众的个人自主空间都得到了新的拓展，人们的自身价值也得到一种直观的体现。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

例如，由落第儒士主导和组织的乡约自治，其初衷虽然带有自觉效忠皇权的保守性，所谓有王法所不能及者。[11]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选自《余英时文集：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郭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阳明先生虽忧传注之蔽，所云‘良知即独知也，又岂能舍此而别为异说哉？[49]这种对独知的自觉意识和不断发扬在心学的发展中尤为明显。不仅如此，他还直言：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①]据此，针对性地阐明两宋儒学的开新面向，正是进一步理解儒学现代转向发端的必要工作。

而20世纪的现代儒家也将宋明儒学视为体现儒家现代个体思想的典型例证。周公通过绝地天通[21]使君王作为天之子，垄断了天人交通，成为唯一通达最高价值的人，而民作为一个整体，虽然贵为邦本，但每一个民却是卑贱、冥顽的，因此，天子要保民同时更要牧民。

[51] [明]王守仁：《传习录中》，选自吴光等编《王阳明全集》，第47页。据此而言，一切现代性价值都必然建立在现代性的主体之上，而个体作为现代性主体，也就是现代性的根基。

[55] [元]脱脱等：《宋史·洪咨夔传》第35册，卷四零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265页。[37]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40]为此，两宋儒家在孔孟等原始儒家修身践行的思想基础上，[41]创建了系统的工夫论，针对实现人极价值理想的具体方法和内容做了系统论述。上述的开新面向并不是两宋儒学的全貌，甚至不是其理论初衷。[12]郭萍：《从两宋儒学的内在紧张看儒学的现代转向》，《周易研究》2018年第6期。

这首先涤除了人受意志之天赏罚役使的蒙昧观念，再而表明了人不是一种卑微的存在者，而是天之灵秀者。他们与儒士联合共同发展民间事业，建宗祠、修宗谱、建书院、设义塾、刊行图书等等，同时联手对抗皇权专制。

[24] 可以说，这在最普遍意义上肯定了人自身价值的高贵，同时也示意着人人具有与天沟通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合理性，因此他强调人的价值不是被动的接受役使，而是通过自觉的尽人之道来承当、弘扬天之道，并以此彰显人之为人的最高价值，此所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46]此外，他通过注《大学》《中庸》进一步示意修身工夫的根本就在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的独知。

[48]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页。[⑩]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68页。

[13] 当然，作为发端，两宋时期既不是儒学现代化的自觉发展阶段，更不是儒学现代化的实现与成熟阶段，两宋儒学体现出的开新面向是自发的，微弱的，也是有限的，但在漫长曲折的儒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开路、起步之功。而与此相应的修身工夫不免起到了自我驯化的作用，试想，据天理做工夫所强调的是克己复礼，即在不断地自省自责中削逝着个性，就此迎合纲常伦理规范的要求，而不做积极地批判。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与附会说相反，不少学者不假思索地认为，个体是西方固有的观念，而儒家思想始终与个体观念对立。

[59] [60]与教条化的执守天理相反，两宋儒学沿着以心或性为理，将天理内化为心性的进路发展，则存在着吞噬超越性价值的危险。此外，由于民冥顽无知，无法与天沟通，所以一切民意、民情只能全靠天居高临下的体察而无法由民直接反馈给天，这使得民对君的监督制衡位同虚设，因此实际形成了天—君—民之间的垂直等级关系。

而朱熹以继天立极的论说从本体意义上将儒士确立为最高价值的传承者和弘扬者，改变了此前的帝王道统观念。两宋儒学之新不仅在于其消化佛老思想，构建了精致的理论，而且在于它反映着与汉唐儒学不同的价值诉求，其中它对个人自主性的充分发挥实质已经不自觉地促动了现代个体的觉醒（下文详述）。

[⑤]因此，个体正是我们考察儒学现代转向的基点。他们通过对皇权的制衡，扩大了儒士在中央政治事务中的话语权，形成了共定国是的政治局面。